李宗刚 || 从中心走向边缘——《新华文摘》（1979-2013）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

《新华文摘》（1979-2013）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从中心走向边缘

——《新华文摘》（1979-2013）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

李宗刚

《新华文摘》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创刊时名称为《新华月报（文摘版）》）的综合性文摘类期刊，从1979年创刊以来，它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文学作品与评论则从中心走向边缘。为了研究的便利，我们将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然后再对每个时期的《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文学评论进行阐释。本文在结构上便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0年代，其区间为1979年到1989年（从1979年《新华月报（文摘版）》创刊号到1989年《新华文摘》第6期）；第二个时期是1990年代，其区间为1989年到2000年（从1989年第7、8期到2000年第12期）；第三个时期是新世纪以来，其区间为2001年到2013年（从2001年第1期到2013年第24期）。

一

1980年代，在《新华文摘》的栏目中，占据绝对优势的是文学作品和文艺研究栏目。我们不妨以1981年第1期《新华文摘》为例略加说明。这期《新华文摘》共收入了97篇文章（除去所刊登的美术作品、学术动态、综合报道、论文提要、补白等栏目），其中，文学作品类的文章便有16篇，其所占的比例达到了16.4%；文学评论性的文章便有18篇，其所占的比例达到了18.5%；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类的文章共计占了35%。也许，我们单独审视这种情形，还无法洞察其显著的文学偏好。如果把这种情形与2012年第24期《新华文摘》的进行对比，便可以发现历史的前后面貌竟然相去如此巨大。2012年第24期《新华文摘》载文共有44篇，其中，文学作品所占的比例为2%；文学评论所占的比例为6%，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类的文章共计占了9%。通过这组数据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1980年代《新华文摘》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的篇幅所占的比例之高是超出想象的。

1980年代，文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被赋予了“经国之大业”的使命，成为“不朽之盛事”。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的《新华文摘》对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的转摘，不管是数量还是分量，都是异常显赫的。可以说，《新华文摘》参与了整个1980年代的文学建构。

《新华文摘》的创刊号，也就是1979年第1期，便转载或转摘了新时期文学的奠基之作——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作品《班主任》和《伤痕》。为此，它专门转摘了刘心武的《生活的创作者说：走这条路！》和卢新华的《谈谈我的习作〈伤痕〉》。除此之外，这一期《新华文摘》还重点推介了向彤在1978年11月3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艺要不要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从〈伤痕〉谈起》一文。向彤认为：“《伤痕》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悲剧，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社会主义文学，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反映这些悲剧。”[1]这就从理论上回答了伤痕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等问题，为伤痕文学的发展铺好了道路。

文学积极参社会变革，现实主义文学蔚然成为这一时代的文学潮流。1980年代，《新华文摘》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作家作品是路遥和他的小说《人生》。1980年代早期，路遥的代表性作品是《人生》。《新华文摘》在1982年第9期转载了路遥的《人生》（《收获》1982年第3期），而且是用了60个页码的篇幅全文转载。这种情形相对于以转摘为主的《新华文摘》来讲，实在是不多见的。然而，从《人生》走向《平凡的世界》的路遥，在1980年代中后期以及整个1990年代，却没有继续引起《新华文摘》编选者的关注。路遥在创做出了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平凡的世界》后，《新华文摘》并没有转摘这部小说，甚至有关的点滴信息也没有在《新华文摘》出现过。这种相对落寞的情形和昔日《人生》的华丽登场相比，不啻天壤之别。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刊发于《花城》1986年第6期，后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刊发于《黄河》1988年第3期，后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1991年，路遥凭借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是，路遥的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在诞生之初并未获得认可和推崇，相反还被一些批评家视为不适应时代潮流的老一套的“恋土”派。对此，路遥的挚友白描有过这样的回忆：“1986年的冬季，我陪路遥赶到北京，参加《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研讨会。研讨会上，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对作品表示了失望，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很多评论家认为《平凡的世界》相较《人生》而言，是个很大的倒退。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长篇，居然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路遥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2]这一回忆恰好说明，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没有获得《新华文摘》的青睐，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文学现象，而是带有某种普遍性的文学现象。换言之，路遥扎根于社会底层的现实主义文学书写，在1980年代后期以及整个1990年代，尤其是在市场经济逐渐确立的大背景下，文学书写已经失却了激动人心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有关市场经济以及消费文化的文学作品。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贾平凹与路遥的文学作品在《新华文摘》转摘上的“冰火两重天”形成鲜明对比，恰好折射了中国社会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某些普遍性、规律性的特点。

早在1980年代，贾平凹其人其文也得到了《新华文摘》的关注，这较之路遥要早一些。1980年，贾平凹的《“罪证”》（《人民日报》1980年1月26日）被《新华文摘》1980年第3期转摘。同年，贾平凹的《夏家老太》（《芳草》1980年5期）被《新华文摘》1980年第8期转摘。1984年，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被《新华文摘》1984年第12期转摘。1988年，贾平凹的《浮躁》故事梗概（《收获》1987年1期）被《新华文摘》1988年第1期转摘。尽管如此，在整个1980年代，贾平凹其人其文的影响力比路遥还是要逊色一些。当然，从转摘的数量上看，路遥的作品被《新华文摘》转摘不如贾平凹的作品多，但是，贾平凹被《新华文摘》转摘的所有作品，依然无法与路遥的《人生》相提并论——如果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不是完成了自我超越，如果路遥不是过早地退出了文学舞台，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嗣后的贾平凹及其作品的影响力会反超路遥及其文学作品。这种情形说明，《新华文摘》对作家其人其文的关注并不仅仅是转载与被转载的被动关系，而且还是主动地积极建构的关系，即《新华文摘》与作家作品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1980年代，张贤亮是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作家，他的文学作品得到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其《绿化树》《一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均曾洛阳纸贵。与此同时，张贤亮的这些作品也得到了《新华文摘》的关注。据统计，张贤亮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即有多篇被《新华文摘》转摘。

张贤亮的作品在《新华文摘》的亮相，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其早期代表作《灵与肉》（《朔方》1980年9期）被《新华文摘》1980年第12期转摘。随着张贤亮文学创作的持续发力，在1983年到1986年间，其文学创作都得到了《新华文摘》的关注。据统计，张贤亮共有9篇不同形式的文章被《新华文摘》转摘。这9篇文章分别是《大阪》（《上海文学》1982年第11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3年第2期、《肖尔布拉克》（《文汇月刊》1983年第3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3年第4期、《绿化树》（《十月》1984年第2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4年第6期）、《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百花洲》1984年第2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4年第7期、《关于时代与文学的思考》（1984年8月23日《光明日报》）转摘于《新华文摘》1984年第10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收获》1985年第5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5年第12期、1986年第1期、《中国当代作家在艺术上的追求》（《朔方》1986年第2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6年第5期、《请买<张贤亮自选集>》（1986年5月12日《文汇报》）转摘于《新华文摘》1986年第7期。如此高频率的亮相于《新华文摘》，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不多见的。

如果说路遥、贾平凹和张贤亮其人其文与《新华文摘》是相互影响的话，那么，在1980年代走向文坛中心的张炜与矫健的其人其文与《新华文摘》的关系，则说明了作家对文学的终极诉求决定了其受《新华文摘》关注的程度。张炜和矫健同是烟台师范专科学校（后改名为鲁东大学）的大学同学，他们同时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并在全国文学界脱颖而出，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1983年以及该年度的第5期《新华文摘》，对张炜和矫健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就在这期《新华文摘》上，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一同亮相。张炜被《新华文摘》转摘的是其短篇小说《声音》（《山东文学》1982年5期），矫健被《新华文摘》转摘的是《老箱的苦闷》（《文汇月刊》1982年l期）。尽管这两个作家的作品刊发的报刊不同，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在《新华文摘》同一期上的聚首。从《新华文摘》的排版顺序来看，编选者把他们的作品列入“文艺作品”栏目的前列，张炜的小说列在首位，矫健的小说紧随其后。他们的作品一前一后地出现在《新华文摘》的文艺作品栏目上，意味着这两个山东作家得到了《新华文摘》编选者的同时关注。也许在这一关注的背后，隐含的是他们所接受的相似的文学教育以及相似的文学道路，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某些相似的美学品格。正是这种相似的美学品格，才使他们的作品为编选者揽入《新华文摘》的文学作品栏目中。

借着被《新华文摘》编选者关注的东风，张炜的文学创作进入爆发期，由此也开启了他与《新华文摘》的密切关系。张炜的《黑鲨洋》（《文汇月刊》1984年第8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4年第11期；《一潭清水》（《人民文学》1984年第6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秋天的愤怒》（《当代》1985年第4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6年第2期；《美妙雨夜》（《文汇月刊》1987年第10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88年第1期；《古船》（《当代》1986年第5期）其故事梗概被《新华文摘》1988年第2期摘编。从1983年到1988年这短短6年的时间里，张炜便有6篇小说受到了《新华文摘》的关注和转摘，这种情形在同时期的其他作家中是少见的。

值得关注的是，张炜的《古船》在1986年第5期《当代》刊出后，并没有马上得到《新华文摘》的转摘。在经过一年多的沉寂后，《新华文摘》方对其故事梗概作了介绍。从转摘的字数来看，《新华文摘》所刊出的《古船》的故事梗概尽管不是很多，但就其所表达的意义来看，无疑是巨大的。众所周知，《古船》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文学书写，拓展了原有的文学书写的领域，这在既有的主流意识形态下，自然不会一下子就被接纳的。但是，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引领下，《古船》作为对历史反思的一部文学作品，自然与这个时期流行的反思文学作品一同取得了存在的合法性，那就是对“左”的思想的清理和批判，只不过《古船》比那些单纯地反思“反右”、“文革”的文学作品走得更远一点罢了。实际上，《古船》依然是在中国革命的大框架下对土改历史的书写，且这些书写也未颠覆革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相反，其书写乃至反思还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是对革命历史进程中泛起的历史沉渣的清理与批判。因此，《古船》这样一部反思之作自然就得到了面世的机缘。在《当代》杂志推出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推出了《古船》单行本。这说明，在审查较为严格的杂志社和出版社，《古船》的政治定性问题已经获得了解决，也不再存在什么政治上的禁忌，《新华文摘》对此给予必要的关注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如果说张炜其人其文备受《新华文摘》关注的话，矫健其人其文尽管依然得到《新华文摘》的关注，但势头已经不再强劲了。矫健的《老人仓》（《文汇月刊》1984年第5期）被《新华文摘》1984年第8期转载；《古树》（《解放军文艺》1986年11期）被《新华文摘》1987年第3期转摘；《在历史的连接点上》（《朔方》1989年第1期）被《新华文摘》1989年第4期转摘。从1983年到1989年这7年的时间里，矫健的作品被《新华文摘》转载4篇。至于整个1990年代，矫健因为投身于市场经济而远离了文学创作，其作品再也没有受到《新华文摘》的关注。这种情形直到2003年才有所改变。矫健的《金融街》（《时代文学》2003年第5期）被《新华文摘》2004年第1期转摘。实际上，许多作家在走向了市场经济之后，其生活积累更加丰厚了，这本该有利于文学创作向生活的纵深处拓展，但遗憾的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他们创做出更厚重的文学作品。自然，他们和《新华文摘》的关系便不再如当初一样密切了。

在1980年代，《新华文摘》除了担当起文学之外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等诸多使命之外，还开始了其向文学自身回归的历程。这表现在它对具有探索意义的文学作品的选摘上，其代表便是莫言的《红高粱》。

莫言其人其文与《新华文摘》结下不解之缘的时间，较之同龄作家要晚一点。但是莫言其人其文一旦被《新华文摘》关注了，其呈现出来的势头是强劲的。1986年 ，对莫言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年份。1986年第7期的《新华文摘》转载了莫言的《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1986年第8期的《新华文摘》转载了莫言的《断手》（《北京文学》1986年第3期）。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发表于1986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作品一经发表便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被1986年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夺得了当年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莫言正是凭借着小说《红高粱》而跻身有影响力的新时期作家的行列。

在1986年第7期的《新华文摘》上，选载的小说除了莫言的《红高粱》之外，还有古华的《贞女》小说信息，以及短篇小说孙春平的《吃客》、郑九蝉的《诺言》等三篇作品。古华、孙春平和郑九婵的作品能够较好地切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而莫言的小说《红高粱》似乎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要相对远一点，有人还质疑其革命的合法性等问题，但这篇小说凭借其独到的选材和艺术世界的建构，被《新华文摘》全文转摘。

二

1990年代，《新华文摘》的文学作品和评论已经开始回归其历史的本来位置。从版面上看，它已经不再占据绝对优势；从文章的篇数来看，也不再明显占据绝对优势，文学所承载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文学作品与文学评论栏目在《新华文摘》的显赫位置则逐渐揖让给政治、经济、文化等栏目。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尤其是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在1980年代成名的作家，开始出现较大的分化。其显著标志就是一些作家离开了书房，径直地投身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在这一市场经济大潮中，像张贤亮等这样一些名声大噪的作家开始转向“文化产业”，并逐渐地成为作家中的“富翁”。

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原先被桎梏的生产力得到解放，人的经济属性得到强化，由此使得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从政治向经济转化。在此期间，市场经济的大潮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席卷全国。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人们纷纷辞职下海，一时间，“停薪留职”、“带薪下海”成为那个年代的流行语。在市场经济这一历史大潮的裹挟下，1980年代的文学已盛况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作家纷纷搁笔，投身到商海之中。1980年代曾经引领风骚的作家，有的半文半商，或者亦文亦商，有的干脆弃文从商，成了真正意义上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在这批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较多，我们不妨以张贤亮、矫健为例略加分析。

1990年代，在全民经商的大潮中，本来并无意于商业的张贤亮，却走上了经商之路。张贤亮为宁夏作家协会的主席，除了引领作家协会的会员搞好文学创作之外，还要通过创收来弥补作家协会办公经费的不足。在此情形下，张贤亮不得不开始经营西部影视城。缘于张贤亮在1980年代已经建立起的良好文学声誉，他所经营的西部影视城也迎来良好的开端。一片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意外地成为中国西部片的重要拍摄基地，这不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引发了间接的市场效益，为日后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铺垫作用。新世纪以后，张贤亮曾自称他是中国作家中最有钱的。然而，在其资产大幅飙升的同时，张贤亮的文学创作却没有实现自我的超越。

1990年代，张贤亮在投身于市场经济大潮之后，他的文学作品于1996年才被《新华文摘》再次青睐。这前后间隔了近10年。1996年，《新华文摘》转载了张贤亮的《无法苏醒》（《中国作家》1995年第5期）转摘于《新华文摘》1996年第1期；1997年，张贤亮的《普贤寺》（《芙蓉》1996年第5期）被《新华文摘》1997年第3期转摘；1998年，张贤亮的《挽狂澜》（1998年9月17日《光明日报》）被《新华文摘》1998年第12期转摘。但是，张贤亮其人其文在《新华文摘》的再次亮相，已经不复有1980年代的风光了。这种情形到了2014年才有所改观。然而，让人唏嘘不已的是，这一改观不是因为张贤亮又为读者奉献出佳作，而是缘于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历史的残酷性在于此，我们在收获了一个在市场经济弄潮儿的同时，却失去了一个文学园地的耕耘者和收获者。

当然，张贤亮跃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并不是其文学园地出现荒芜的根本缘由。况且，作家的文学创作也不是以文学作品的多少来衡量的，更不是以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长短来评判的。事实上，如果继续循着《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路子创作下去的话，张贤亮充其量也不过是自我重复和自我抄袭。由此看来，当一个作家难以超越他以前作品所达到的历史高度时，改弦易辙未尝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选择。

1990年代，许多在1980年代便有所建树的作家，即便没有下海经商，也没有再次完成自我超越。在此，我们不妨结合从维熙来谈谈这一问题。从维熙与张贤亮的人生际遇相似，文学创作的路径也相似，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他们都被视为反思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人民文学》1979年第5期）刊发之后便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后被《新华文摘》1979年第6期转摘。这与张贤亮的文学作品备受关注的情形非常相似。后来，从维熙循着反思文学路径进行创作，相继创做出了《远去的白帆》《风泪眼》《北国草》《走向混沌》等作品。但令人深感困惑的是，从维熙的这些文学作品并没有像他之前的文学作品那样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也没有被《新华文摘》选摘。据统计，1993年以后，从维熙仅有两篇文章被《新华文摘》转摘，而这两篇文章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这一现象说明，随着市场经济成为主导中国社会运行的主要法则，反思文学这一页已经被历史无情地翻过去了。

1990年代，如果说张贤亮被《新华文摘》边缘化是因为他从文学创作向文化产业转型，从维熙被《新华文摘》边缘化是因为他未能走出反思文学的藩篱，那么，同属于山东的青年作家张炜和矫健的作品在《新华文摘》转摘上的巨大差异，则从另外的维度上说明了《新华文摘》文学栏目选编的价值尺度的转向。事实上，张炜与矫健的人生有着多重“交集”，他们的文学创作转向显示了新时期作家在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分化与坚守。

1980年代，张炜与矫健的文学作品在《新华文摘》的转摘情况基本上没有本质差异。但是，在1990年代，这种情形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张炜不仅继续坚持文学创作，而且还不断超越自我，最终，他不仅成为文学的守望者，而且成为文学的创新者；矫健则转身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其文学创作的既有良好态势被中断了。正是缘于这一差异，张炜在1990年代的文学作品依然得到了《新华文摘》的关注，而矫健在1990年代则逐渐淡出《新华文摘》的视野。

1990年代，《新华文摘》关于张炜其人其文的转摘，尽管不像1980年代那样风光，但他因其独立的文学品格，依然得到了《新华文摘》的深情瞩目。1993年，张炜的《融入野地》（《上海文学》1993年第1期）后转摘于《新华文摘》1993年第4期。1994年，张炜又积极介入人文精神大探讨。在这次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中，张炜的文章依然深受《新华文摘》的关注。1990 年代，不仅张炜的文学作品得到了《新华文摘》的关注，而且有关张炜的评论文章也得到了《新华文摘》的青睐。其中的代表性评论文章是王光东的《还原与激情——张炜<九月寓言>解读》（《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新华文摘》1993年第6期转载。

1994年第11期《新华文摘》的“文学评论”栏目，刊登了张承志、张炜、徐中玉、王晓明、张汝伦、韩春旭、梅朵、许纪霖、周国平、张骅等人的《人文精神与文人操守》一组文章。这组文章原刊于1994年8月7日、9月4日《文汇报》。《新华文摘》选摘的这组文章的作者信，除了张承志和张炜是作家之外，其他作者大都是从事文学评论的理论工作者。这说明，人文精神的讨论大都集中在理论界，而真正回应这一理论探讨的作家还不是很多。张炜、张承志等作家参与人文精神的讨论，表明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已经进入了理论的自觉层面，其文学史价值和意义是不容小觑的。

纵观整个1990年代，张炜的不少作品被《新华文摘》转摘。除了我们在以上叙及的几篇之外，1995年，张炜的文章《沂蒙灵手——读刘玉堂》（《上海文学》1995年第2期）被《新华文摘》1995年第4期转摘。从总体上来说，张炜的这篇带有随笔性质的文章之所以获得《新华文摘》的青睐，一方面与张炜具有文学影响力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还与刘玉堂作为“文学新人”的崛起有极大关系。这一时期，刘玉堂逐渐得到了《新华文摘》编选者的关注，这种关注甚至是同时期的其他作家无法比拟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新华文摘》1995年第4期转摘了他的《自家人》（《上海文学》1995年第2期）。也许，《新华文摘》为了配合其转载这篇小说，便把张炜所写的介绍刘玉堂其人其文的文章一同刊发出来。显然，《新华文摘》转载张炜的这篇散文，其中心所指并不是张炜而是刘玉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在这个时期诸多评论刘玉堂其人其文的文章中，《新华文摘》的编选者之所以选择张炜的这篇文章，自然与张炜的文学影响力分不开。

1995年，《新华文摘》对张炜的文学作品的关注从小说转向了散文，这一转向的显著标志便是张炜在该年度的一些散文得到了《新华文摘》的转载。《怀疑与信赖》（《上海文学》1995年第7期）被《新华文摘》1995年第10期转摘。这说明，张炜在199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除了对既有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创新之外，还注重不同文体的实验，这对张炜小说创作上的散文化、诗意化转向具有重要作用。在该年度中，值得称道的是，张炜的《家族》与莫言的《丰乳肥臀》、张抗抗的《赤彤丹朱》、张宇的《疼痛与抚摸》等小说得到了批评家的关注。它们被视为“显示出成熟的自信与亮丽——1995年的长篇小说”[3]。如此之高的评价，竟然得到了1996年第2期《新华文摘》编选者的青睐。这一家之言由此借助《新华文摘》这一平台得到了扩放。

1996年，《新华文摘》依然和张炜结下了不解之缘。本年度，张炜的《艺术断想》（1996年1月25日《羊城晚报》）被《新华文摘》1996年第4期转摘。此后，张炜开始潜于社会生活的深处，埋头耕耘自己的文学园地，逐渐地淡出了《新华文摘》编选者的视野，迎来多年的沉寂，这种情形直到2003年才有所改观。2003年，张炜的《筑万松浦记》（2003年3月14日《文汇报》）被《新华文摘》2003年第7期转摘；与此同时，张炜的《父亲的海》（《上海文学》2003年第11期）被《新华文摘》 2004年第2期转摘。此后，从2004年到2013年，张炜的文学创作尽管依然势头不减、孜孜以求自我的超越，但却再未得到《新华文摘》的特别关注。这说明，在历史大转向的进程中，张炜的文学创作及关于其人其文的文学评论，都进入了重新确认与重新书写的新时期。

如果说1990年代的路遥是寂寞的话，那么，同样是陕西作家的贾平凹则恰好相反。他们似乎是跷跷板一样的关系。1990年代，我们固然不能说路遥其人其文被《新华文摘》忽视是因为它重视了贾平凹的缘由，但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审视一下《新华文摘》有关文学作品和评论的转摘文章，我们便会发现，早在1979年，出道不久的贾平凹就凭借着他的小说《水》（《儿童文学》丛刊1979年6辑）获得了1979年第6期《新华文摘》的青睐。这种情形到了1990年代有了被进一步强化的态势，从1979年到2013年，贾平凹被《新华文摘》转摘的各类作品多达21篇，这还不包括在此期间有关贾平凹作品的文学评论文章。与此相反，路遥在1990年代不仅未能延续备受《新华文摘》关注的态势，反而还被边缘化了。

在1990年代初，贾平凹的《提倡“大散文”概念》（1992年6月20日《光明日报》）被《新华文摘》1992年第10期转摘；《说话》（1993年4月10日《光明日报》）被《新华文摘》1993年第9期转摘。这些情形都表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开始出现重大转向，其紧跟时代节奏的文学创作，意味着其文学作品的社会反响正迎来一个风生水起的新时期。

事实上，当路遥沉浸于厚重土地上的“平凡的世界”的书写时，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了从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的转型。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都市生活已经取代了农村生活而凸显文学书写的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毋庸讳言，在这个喧嚣的历史进程中，都市题材的文学作品一下子跃出了历史的地平面，成为整个时代的亮丽风景线，有关都市题材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人的情感世界的文学作品，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相反，农村改革因为已经告一段落则变得相对边缘化，像路遥反映农村题材的《平凡的世界》便是如此。

在都市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一方面是那些执着于现实政治题材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是那些与政治相对疏远、着力反映都市现代人的情感生活的文学作品，它们并不着力于表现经济体制改革等政治话题，而是着力表现市场经济大潮下个人的情感话题。显然，这些题材的文学作品是有现实根据和历史渊源的。从现实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促成人们把其兴奋点聚焦于物质之上。随着人的物质欲望的膨胀，人的情感也获得了舒展——有些情感甚至舒展到异化的程度。贾平凹正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这一深刻认知，在其长篇小说《废都》中把这一社会现象艺术地表现了出来。从历史来看，宋朝后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曾促成了人的解放，与人的解放相对应的是人的欲望的解放。这一社会现象在《金瓶梅》等文学作品中有所折射。应该承认，经过历史的积淀，《金瓶梅》已成为中国文人建构文学世界的一种可以参照的“母题”，只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母题”被政治挤压得失却存身之地。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文学政策的宽松，这一被政治挤压的文学“母题”又有了存活的土壤。在现实与历史的际会之下，重接这一“母题”的《废都》自然获得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当然，这种关注并不是以显赫的方式出现的，而是用一种“隐晦”的方式呈现出来。说得更准确一点，便是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呈现出来，即通过“客观介绍”和“主观批评”这两种方式。前者表现在1990年代《新华文摘》的文学作品栏目对《废都》的介绍，后者表现在《新华文摘》评论栏目对《废都》批评文章的转载。

当路遥正在为他呕心沥血创作的《平凡的世界》得不到广泛认可而情绪低落时，贾平凹却迎来了一个“大红大紫”的新时期。在《新华文摘》1994年第1期的文学作品栏目中，雷达在《93年长篇小说信息》一文中用全景式的方式，对1993年度的长篇小说信息进行了汇总。在雷达的这篇文章中，他分别对唐浩明的《曾国藩》、凌力的《暮鼓晨钟》、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程海的《热爱生命》、陈世旭的《裸体问题》、马瑞芳的《蓝眼睛黑眼睛》、李锐的《旧址》、成一的《真迹》、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王晓玉的《紫藤花园》、贾平凹的《废都》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从其排列的顺序来看，雷达把贾平凹的《废都》置于最后，并不是没有缘由的。在这不同的排序背后，隐含的是作者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微妙态度。历史的发展证明，雷达之所以把《废都》置于最后加以介绍，正缘于《废都》未能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相反，《废都》还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以至于到了后来还被查禁。贾平凹的《废都》便是在此情形下进入了读者和批评家的视野。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华文摘》1994年第2期的文学评论栏目中，编选者便刊发了一组谈论《废都》的评论文章，其中有李书磊的《现代人格的沦丧》（《上海文学》1993年第11期），孟繁华的《一部“嫖妓小说”》（《学习》1993年第12期）、陈之初的《贾平凹，可惜》（《学习》1993年第12期），扎西多的《正襟危坐说<废都>》（《读书》1993年第12期），陈骏涛、白烨、王绯的《说不尽的<废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等5篇文章。这5篇文章对《废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根据历史的法则，刻意地推崇某一事物和刻意地打压某一事物，在客观效果上都对这一事物起到了凸显作用。贾平凹的《废都》无疑属于后者。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这个时期批评家对《废都》的严厉批评，并没有阻止《废都》的“泛滥”。被批评乃至被查禁之后的《废都》，在“地下”反而有了生存的土壤，以至于盗版书开始出现。盗版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图书界是不多见的。客观地说，一本书之所以被盗版，一般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是正规的出版社失却了出版发行的空间；其二是该书拥有广大的市场。显然，《废都》盗版书的猖獗正符合这两个条件。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新华文摘》对《废都》批评文章的转载，不仅没有起到阻止该书流传的作用，反而强化了读者对该书的兴趣。

经历了《废都》风波之后的贾平凹并没有停止原有的文学创作。1997年，贾平凹创作的文学作品《制造声音》（《大家》1996年第5期）便被《新华文摘》1997年第2期转摘；同年，贾平凹的《玻璃》（《人民文学》1997年第4期）又被《新华文摘》1997年第7期转摘；1998年，贾平凹的《进山东》（《中国散文》1998年）被《新华文摘》1998年第11期转摘；1999年，贾平凹的《老西安——历史的记忆》（《钟山》1999年第5期，原文约38000字）被《新华文摘》2000年第1期转摘。这种情形说明，贾平凹的《废都》被禁，似乎没有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也没有出现过去那种“因言废人”的情形，这恰好是新时期文学创作迎来了春天的象征。

与《废都》的这种热闹场景相反的是，路遥及其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既被《新华文摘》这样体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要求的选刊忽略，也为体现着个人阅读趣味的读者所遗忘。严格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展开的重要场所是都市，而农村则在市场经济中退居到了次要位置。如果说在19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主要是以反映农村题材为主的话，那么，到了199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农村题材作品则开始走“下坡路”。在此情形下，坚守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原则、依然辛勤地耕耘在农村题材的沃野上的路遥，创做出的《平凡的世界》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得不到批评界的积极回应，便在情理之中了。由此说来，《平凡的世界》这部关于农民身份转化的文学作品，在1990年代并没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种情形到了新世纪之后开始出现变化。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的农民离开乡村来到都市，有关农民身份转换的话题重被提及，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才获得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只不过，这种热闹的情景对落寞而去的路遥来说，显得有些“路遥”了。这种情形说明，1980年代后期以及1990年代的《新华文摘》的文学作品及评论，在选编的过程中，也难免会因种种原因的制衡而出现某些偏差，以至于有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并没有被纳入文摘这个平台上加以传播。这种情形到了新世纪以后才有所改观。

当然，陕西作家群既有像路遥这样瞩目当下社会底层的作家，也有像贾平凹这样瞩目当下都市中上层的作家，还有像陈忠实这样瞩目历史变革的作家。值得关注的是，1990年代，作家即便是对历史进行反思，也不再创作什么“大墙”下的反思作品，而是站在历史高度进行历史的审视。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便是陈忠实创作的《白鹿原》。

1980年代，陈忠实的文学创作并不见经传。即便到了1990年代前期，陈忠实的文学创作也没有什么“显山露水”之处。及至1993年，陈忠实创做出《白鹿原》，才一炮打响，赢得了批评家与广大读者的瞩目。在此情形下，陈忠实的《白鹿原》被1993年第6期《新华文摘》转载。

1990年代，在《新华文摘》转摘的作家作品中，同样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重要作家是莫言。1992年第3期的《新华文摘》转载了莫言的《一夜风流》（1991年11月19日《解放军报》）；1995年第1期的《新华文摘》转载了莫言的《我的故乡和童年》（《星光》1994年第11期）；1997年第12期的《新华文摘》转载了莫言的《忘不了吃》（《天涯》1997年第5期）；1999年第3期的《新华文摘》转载了莫言的《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由此可以看出，1990年代的莫言已经从新时期文学的边缘向中心过渡，并逐渐成为备受《新华文摘》关注的重要作家。

1990年代，莫言的文学作品尽管依然得到《新华文摘》的青睐，但真正体现他在1995年文学创作实绩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却没有引起《新华文摘》的关注。莫言曾凭借该长篇小说一举获得《大家》首届红河杯大奖，并被奖励十万元人民币，这使莫言其人其文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还引起了文学研究界的深入讨论。期间，武汉大学的何国瑞、陈国恩、易竹贤三位学者在《武汉大学学报》发文，就莫言的这一作品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何国瑞将《丰乳肥臀》视为一部“近乎反动的小说”；陈国恩与易竹贤则为这篇作品辩护。对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情形，莫言曾在其散文集中有过这样的表白：“去年，因为一部《丰乳肥臀》和‘十万元大奖’，使我遭到了空前猛烈地袭击。”[4]莫言的夫子自道恰好可以看作《丰乳肥臀》之所以未被《新华文摘》转摘的内在缘由。

1990年代，还需要我们关注的另一个文学现象是，这一时期一大批“60后”的作家（包括1950年代后期的部分“50后”作家）相继登上文坛。他们已经不再像“50后”作家那样历经社会底层的磨难，更没有像张贤亮、从维熙那样的大墙之下的人生体验。他们对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记忆，要不就是懵懂地从教科书中获得的，要不就是从童年的记忆中获得的。他们对历史的反思不再像陈忠实等作家一样，注重回到现实主义的传统中去，而是注重对历史进行重新的文学叙事，这便促成了先锋文学的风行一时。以余华、苏童等为代表的作家，在文学形式的创新上，更注重用新的形式来表现那些难以直接言说的历史内容，由此开启了“先锋文学”的新纪元。但是，先锋文学并没有像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样，引起《新华文摘》文学作品栏目的特别关注。其实，《新华文摘》之所以未特别关注先锋文学有其历史的原因。1980年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等诸多的文学思潮，本来就和主流意识形态取着同一文化立场和文化信念。不管伤痕文学也好，反思文学也好，还是寻根文学也好，它们都通过对极左路线的控诉，文学地展现了极左路线给社会所带来的苦难。显然，这样的文化立场和信念是与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吻合的。但是，1990年代，包括先锋文学在内的文学思潮所体现出来的历史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吻合度并不太大，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相左的情形。在此情形下，作为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规范要求的《新华文摘》自然就不能对先锋文学给予特别的关注。这种情形表现在文学作品的转摘上便是先锋文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凸显，甚至在某些情形下还出现了某种缺失。然而，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尽管《新华文摘》的文学作品栏目并未有先锋文学的位置，但先锋小说在评论栏目还是得到了应有的关注。这一时期，有关先锋文学的评论文章，在《新华文摘》中得到了及时的转摘。新世纪以来，《新华文摘》的评论栏目对先锋小说评论的转摘，甚至还创出了历史的新高。这种转载方式有所偏转，也许代表了《新华文摘》的编选者委婉的历史态度与积极的历史担当。

三

新世纪以来，《新华文摘》对文学作品及文学评论的关注，已经逐渐地回归常态。文学已经不再像1980年代一样，动辄产生较大的社会轰动效应。这主要表现在文学开始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回归，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代被漠视的作家作品在新世纪获得了重新的打量。路遥便是这样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路遥离世十五六年之后，其人其文被《新华文摘》漠视的情形开始改变。2007年，贾平凹撰写了《路遥，一个气势磅礴的人》（2007年11月22日《南方周末》）的散文。这篇出自“名家”之手的散文得到了《新华文摘》的青睐，并被2008年第3期《新华文摘》的文学作品栏目予以转载。这恰好可以看作《新华文摘》对长时间漠视路遥的一种补偿。

从随后《新华文摘》对路遥的有关转载来看，2008年第5期的《新华文摘》又分别在文学作品栏目中转载了王金城的《路遥的文学阅读与考察——纪念路遥逝世15周年》（《闽江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在《新华文摘》文学评论栏目中的“相关链接”中，编选者转摘了杨庆祥的《路遥的自我意识与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的“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从这些转载来看，作者王金城并不是有着显赫学术声誉的名牌大学的权威批评家；从其文章原刊发的期刊来看，《闽江学院学报》也仅仅是偏居一隅的普通学院的学报。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新华文摘》对路遥其人其文的关注与转摘，显然是因为路遥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得到了文学史的确认。由此来说，关于路遥其人其文的研究之所以引起《新华文摘》的关注，显然与路遥长时间的历史沉寂和历史节点有关。也就是说，路遥从1982年被《新华文摘》关注之后，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其人其文再也没有引起《新华文摘》的关注。物极必反，随着路遥文学作品的价值被逐渐发掘，路遥其人其文自然也迎来了黎明；从路遥去世的时间节点来看，五年和十年在历史的进程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样的时间间隔往往具有独立的功能。因此，当路遥去世十五周年之际，文学评论界重提路遥其人其文，自然就具有了一定的意义。这也为《新华文摘》再次关注路遥提供了历史的契机。换言之，从编辑队伍的代际更替来看，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原先拥有这一编选权力的编辑已经退居二线，取而代之的是新编辑的介入。我们知道，尽管《新华文摘》总体上的编选风格是趋于一致的，但就具体的编辑而言其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不同的编选原则还是存在的。这就说明，《新华文摘》尽管在整体上折射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但它无法做到事无巨细都清晰地折射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事实上，我们要《新华文摘》一定折射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这本身便有失公允，也是不现实的。《新华文摘》的编选者也是生活在具体现实场域下的个人，《新华文摘》的主编也是生活在具体现实场域下的个人，既然他们都是一个个有着自己审美情趣的编选者，我们就不能苛求他们把《新华文摘》办成时代发展的反光镜。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路遥在《新华文摘》转载史上从显赫一时到长久沉寂，正说明了历史的发展不是先验确定好的，而是在不断向前的找寻中才能确立其发展的路径的。2015年，《新华文摘》又推出了关于路遥的文学作品《人生》的重新解读的文章，这一转载“史实”本身标志着，《新华文摘》对2012年路遥去世20周年、2015年《平凡的世界》改编为电视剧等“路遥热”，又做了一次有意味的回应。

新世纪以来，与路遥其人其文开始回归《新华文摘》有所不同的是，贾平凹其人其文继续受到《新华文摘》的青睐。2002年，贾平凹的《通渭人家》（《美文》2002年第1期）被《新华文摘》2002年第5期转摘；同年，贾平凹的《库麦荣》（《人民文学》2002年第10期）被《新华文摘》2002年第12期转摘；2006年，贾平凹的《看世界杯足球赛》（《美文》2006年8月上半月刊）被《新华文摘》2006年第20期转摘；2007年，贾平凹的《路遥，一个气势磅礴的人》（2007年11月22日《南方周末》）被《新华文摘》2008年第3期转摘；2009年，贾平凹的《从棣花到西安》（200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被《新华文摘》2009年第19期转摘；2010年，贾平凹的《一块土地》（《人民文学》2010年第8期）被《新华文摘》2011年第5期转摘；接着，贾平凹的《<古炉>后记》（《古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被《新华文摘》2011年第8期转摘；《定西笔记》（《人民文学》2011年第5期）被《新华文摘》2011年第15期转摘；2013年，贾平凹的《倒流河》（《人民文学》2013年第2期）被《新华文摘》2013年第10期转摘；同年，陈晓明关于贾平凹的新作《带灯》的评论文章《萤火虫、幽灵化或如佛一样——评贾平凹新作<带灯>》（《当代作家》2013年第3期）也被《新华文摘》2013年第14期转摘。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新华文摘》对贾平凹的文学作品给予了特别关注。事实上，在《新华文摘》对贾平凹特别关注的背后，隐含的是对贾平凹其人其文所代表的文字发展方向的认同乃至推崇。1980年代，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中关注的是农村生活，如《腊月，正月》便是如此。但是，随着贾平凹逐渐融入都市生活之中，他的个体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从既有的准农民身份向都市文化人身份转化。当然，这种“文化人”不管其标签怎样显赫，就其本质而言，还是生活在都市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市民。这样一来，作家和现实生活便有了深层的对话桥梁。正是在此情形下，贾平凹敏锐地发现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出现的诸多文化现象，洞见了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发展的方向，并以文学的形式建构了一个个承载这一切的文学世界。由此看来，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与路遥的文学创作便泾渭分明。

新世纪以来，莫言的文学创作依然延续了既有的态势，居于领跑位置，其人其文依然受到了《新华文摘》的关注。2001年第3期的《新华文摘》转载了莫言的《冰雪美人》（《上海文学》2000年第11期）；2005年第10期的《新华文摘》转载了莫言的《大嘴》（《上海文学》2005年第3期）；2006年第7期的《新华文摘》的“文学评论”栏目转摘了莫言的理论文章《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2006年1月11日《新京报》）。稍有遗憾的是，自2006年以后，莫言的作品没有延续以前那种连续被《新华文摘》关注的态势，出现了长达7年的沉寂期。

当然，莫言其人其文得到《新华文摘》的青睐并不意味着莫言文学创作的实绩就得到了真实的呈现。在此期间，莫言相继创作了《檀香刑》《蛙》等文学作品，但是，真正文学意义上的莫言并没有获得学者们的深层解读。这倒不是因为莫言没有创做出具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而是因为莫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带有一定的争议性。像《檀香刑》之于国民性问题的再思考，像《蛙》之于计划生育等国策的再思考等，这些作品都有再阐释的困难。当然，这也表明莫言所建构起来的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难以跨越的鸿沟。

莫言其人其文被《新华文摘》关注的这种沉寂态势因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得到了改变。2013年第1期的《新华文摘》的“文学评论”栏目以“聚焦莫言”为题，刊发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莫言本人撰写的《讲故事的人》（2012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篇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的《以个人风格穿透现代性历史》（摘自《山东文学》2012年第10期）评论文章。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期的“文学评论”不仅选载了两篇有关莫言的文章，而且还以“相关链接”的形式，把刊发在《山东文学》2012年第11期的三篇评论文章一并摘编。本期《新华文摘》的文学评论栏目全是关于莫言其人其文的文章，这在《新华文摘》的办刊史上是未曾有过的。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其意义自然重大。为此，2013年第8期《新华文摘》的“文学评论”栏目再次聚焦莫言其人其文。本期的“文学评论”栏目，除了夏烈的《文学未来学：观念再造想象力重建》（《南方文坛》2013年第1期）与莫言其人其文没有关系，所选摘的其他两篇文章都与莫言有关。本栏目以“莫言再聚焦”为题，转摘了孙郁和雷达关于莫言其人其文的评论文章。

新世纪以来，与“莫言研究热”的情形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张炜的文学创作及有关张炜的文学评论并没有过多引起《新华文摘》的瞩目。例外的是，张炜在2012年的一篇题为《时代的阅读深度》（2011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的文章得到了《新华文摘》（2012年第4期）“读书与传媒”栏目的转载。该栏目在首篇位置，用三个半的版面转摘了张炜的这篇文章。张炜在该文中针对当下阅读所面临的困境，分别从“一百年的坐标”、“民族的伤痛”、“永远的经典”和“相对寂寞的角落”四个方面，回答了如何摆脱阅读的困境的问题，指出：“最美好感人的书籍，更多的时候并不属于那些生活非常优越的人，而是属于痛苦不安的、在生活中挣扎的人。所有的杰作、所有伟大的灵魂，都特别体恤弱小和不幸，与愤怒不平的心跳正好节拍相合。”[5]显然，张炜在这篇文章中回答了在“商业主义在作祟”的特定时代下阅读如何冲出重围，重新找寻到阅读的意义等问题。张炜的这篇带有随笔性质的文章，尽管与文学有一定的关系，但从根本上说，毕竟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或者文学评论。这说明张炜所坚守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在这个特定的时段中，并没有再次得到《新华文摘》的青睐，一方面与作家的文学创作的周期性有关，另一方面与《新华文摘》转载的周期性有关。毕竟，一个作家不可能总会完成超越自我的文学创作，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先锋”的文学姿态，始终引领着大众的阅读；一个期刊也不可能总是盯住一个作家或者几个作家，几十年如一日地聚焦着“名家”的文学创作，始终将其作为文摘的中心。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自1980年代出道以来，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张炜其人其文能够如此频繁地得到《新华文摘》的关注，已经实属不易。这既是对张炜长期以来坚守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原则的认同乃至推崇，也是对张炜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历史中文学史地位的一种认可乃至确认。

四

作家作为生活在特定时代的具体个人，在时代风雨的裹挟下或主动、或被动地前行，作家的文学创作自然也深受影响。这具体表现在19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正远去。在文学日渐被边缘化的情形下，有的作家继续坚守文学这块圣地，有的作家则投身到市场经济的大潮，文学出现了巨大的分化，这导致了《新华文摘》的文学作品和研究栏目的委顿。

其一，文学在《新华文摘》转摘中的日趋下降文学承载了其他学科无法承载的历史使命有关。在中国社会确立改革开放的国策之后，“左”的思想还严重地桎梏着人们的思想，理论上还有许多的思想禁区，这些禁区是诸多学者难以翻越的。诸如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大都处在恢复和重建的历史阶段，有些学科的基本问题，甚至还无法展开讨论。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等经济学命题，在很多情况下便被视为不可探讨的问题。在此情形下，对社会现实具有“反映”功能的文学便有了用武之地。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需要，在1980年代，文学和文学评论开始参与社会变革，一批作家相继创作了一大批旨在呼唤政治改革的文学作品。由此，文学便弥补了理论文章的空白，担当起了思想解放先导的重任。为此，《新华文摘》的编选者相继选编了一系列具有较大社会反响的文学作品。如蒋子龙的改革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便得到了《新华文摘》编选者的格外青睐。

19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新华文摘》的文学作品和评论已经在回归其历史本来位置的基础上，又出现了退缩：版面进一步缩减，篇幅进一步减少，该栏目的昔日辉煌不仅已经难觅一点踪影，而且还泯然于其他栏目之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从中心逐渐走向边缘，在有些学者看来，难免为之遗憾。但客观地说，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历程中，它不过是从中心位置逐渐地回归其本来应有的位置罢了。也就是说，文学回归于文学本身，文学不再承载着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的重轭，文学所关注的焦点是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人的精神世界并不会脱离政治、文化、经济、社会而独立存在，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文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由此说来，《新华文摘》的文学作品和评论栏目从1980年代的盛极一时到1990年代以来的回归于平常，恰是文学在完成了时代赋予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使命之后，回归于自我的真实体现。这种回归，与其说是文学开始走向衰落，不如说是文学找寻到了自我。对此情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其二，文学在《新华文摘》转摘中的日趋下降与文学的隐喻性想象有着直接关联。文学是思想的载体，这一特点与文学是通过形象承载起隐喻思想有关。因此，文学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所建构起来的隐喻性世界，便成为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曲径通幽”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的重要方式。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依赖的是那种预设好了的主题，其通过形式逻辑的推演来确认其正确性，那么，在新时期，用这种形式逻辑的推演来促成思想解放便不合时宜了。在这样一个乍春还寒的过渡时期，一方面，思想解放不得不受到现实政治的规训，那些思想解放步子迈得过大的政治文章自然会受到政治的制约；另一方面，用形象建构起来的文学世界则可以用隐喻的形象世界传达某种思想，这便使得文学作品及文学评论栏目在《新华文摘》中一枝独秀。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极左思想开始得到纠正，中国社会由此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由此便轻松地迈开思想解放的步伐，既有的政治惯性依然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在此情形下，真正的政治学自然难有安身立命的空间。因此，与政治文章的这种鲜明的倾向性有所不同的是，文学作品则因为重在塑造人物形象，建构一个想象的文字世界，其政治的倾向性便被隐藏起来了，这就为其刊发与转载提供了无限的空间。

1980年代文学作品及文学评论在《新华文摘》占据着显赫位置，正是由特定的时代原因造成的。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既有的政治禁忌逐渐被打破，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相继获得了确认。在此情形下，有关这些学科的文章已经无须借助文学建构起来的形象世界，通过隐喻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文学作品及评论在《新华文摘》栏目中所占的比重的逐渐下降，恰好可以看作是卸掉附加在它身上的历史重荷、重新回归于文学自身的真实写照。

其三，文学作品与评论在《新华文摘》转摘中的日趋下降与社会的政治转型有关。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界一直在政治风暴的中心地带，其中的一些政治运动大都是从文艺界开始的。从1950年代的“反胡适”、“反胡风”，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文学逐渐地变成了政治的传声筒。这个时期，像小人物李希凡的文学评论文章获得了高层的关注，便是文学被纳入政治的真实写照。当政治不便于直接“说话”时，文学便为政治代言，吴晗的《海瑞罢官》也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吴晗是北京的副市长，是历史学家，本来编写剧本并非其个人学术的特长，但他依然用戏剧的形式让历史人物走上前台，恰恰说明了吴晗是有现实政治情怀的。这就是说，吴晗并不是从戏剧家出发来关注人的命运以及人性的冲突，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用戏剧来参与那个时期的政治。至于其后来被无限制地予以政治化解读，正是在此语境下自然而然的结果。

新时期到来之际，文学便自然而然地再次担当了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使命。这在客观上便把文学推到了时代的中心地带，也为文学作品与评论占据《新华文摘》的重要位置奠定了基础。

其四，文学在《新华文摘》转摘中的日趋下降与社会的经济转型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是“政治挂帅”；在新时期，尤其是在1990年代和新世纪，国家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主。这就使国家政治权力主导下的社会出现了转型，文学便不再成为政治关注的核心问题。事实上，从国际层面上看，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显性层面上还是经济之争。打开国门之后，我国参与世界竞争，这就自然地演变成经济竞争，而文学作为参与世界交流的一个元素，囿于其意识形态的属性，自然就难以承载起国家竞争的重任。文学只能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方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

最后，文学作品与评论在《新华文摘》所占比重的下降，还与文学的属性有关。文学栏目在《新华文摘》中的先后次序，是由文学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如果说《新华文摘》的政治栏目排在首要位置是由期刊的性质所决定，经济栏目排在次要位置是由期刊的社会使命决定，历史栏目排在文学作品和评论栏目之前同样隐含着某些历史的、现实的内在规范和要求。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历史和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历史被划分到社会科学系列之中，文学则被划分到人文系列之中。换言之，历史具有科学的某些属性，文学则具有人文的某些属性。我们知道，科学是对社会的内在规律的阐释，它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情感为转移；而文学作品则不然，它是作家主观想象出来的虚构世界。这样一来，历史科学自然与政治、经济一样，获得了某种超越文学作品和评论的优势。至于文学作品和评论，既然是人文范畴，那么，它自然就存在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同样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但缘于反映主体的思想不同、情感不同、文化立场不同，它们在反映同一现实社会生活时，便自然会出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差异。这就是说，文学作品和评论的科学属性并不像历史科学那样来得容易。在此情形下，文学作品和评论栏目被放置到历史的后面，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总的来看，1980年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备受关注，并不是简单地来自于其文学价值，而是来自于其文学价值之外的其他社会价值。因此，1990年代及新世纪，文学栏目刊登的文章数量的减少恰是文学回归于既有的社会常态的一种表征。这不是文学之大不幸，而是文学之大幸：当社会恢复到常态之后，文学也应该回归于其本来应该具有的位置。因此，文学回到其常态，既是一种自然，也是一种进步。

——本文原载于《<新华文摘>（1979-2013）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后收入李宗刚著：《跨界的文学对话》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53-72页。

李宗刚《跨界的文学对话》

(中华书局)

注释：

[1] 《新华文摘》编辑部：《编者的话》，《新华文摘》1979年第1期。

[2]王爱忠：《真实纪录作家路遥的一生：身世、婚恋、政治、文学》，2012年11月16日，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http://culture.ifeng.com/huodong/special/luyao1/

[3]林为进：《显示出成熟的自信与亮丽——1995年的长篇小说》，《新华文摘》1996年第2期。

[4]莫言：《读鲁迅杂感》，《会唱歌的墙》，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5]张炜：《时代的阅读深度》，《光明日报》2011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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